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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题材的电影有很多，也有不少拍的很惨烈或很感人的，但是像《帝国的毁灭》这样强烈纪实风格的作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自然，它是出自冷静严谨的德国人之手。由正宗的德国人来演的纳粹和由德裔美国人甚至非德裔来演是绝对两样的。德国人的那种独特的冷静和纪律，信仰和职业道德是哼哈奔放的美国人绝对模仿不出来的，比如前几天看的《猎杀U-571》里的德军就是典型美国人演的。
《帝国的毁灭》着重描述了希特勒的最后12天的历程，影片一部分取材于历史著作，更有一部分取材于片中的线索人物，希特勒的秘书Traudl Junge以及其他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诸如发生在地堡之外的剧情基本取材于军医Ernst-Günther Schenck的回忆录）。一个秘书的回忆录通常是基于亲身经历的，大是大非的史观问题牵涉较少，这就让《帝国的毁灭》中的希特勒比其他作品中的纯恶魔或喜剧角色更加有立体感，最大可能的从一个先前罕有的角度还原了这个历史风云人物的最后一刻。这也是本片最大的看点所在。
片中绝大多数人物，上自希特勒和戈培尔，下至狼穴碉堡里的电工和柏林街头尽职的军医，都是活生生的真实人物。影片的结尾用字幕交代了这每一个人物后来的命运，这给我带来的真实感和命运沉浮的感慨，是其他二战电影无法做到的。
《帝国的毁灭》的第一主角自然是希特勒，其扮演者Bruno Ganz是著名的剧场出身的扎实演技派演员，为了演好希特勒，他专门花了四个月时间研究希特勒的生平和行为习惯，在电影中甚至出色的还原了希特勒那独特的奥地利口音德语。这个希特勒正如史书记载的一般狂热，在3小时长的影片中他大概对各将领歇斯底里了七八回，每一次都那么的传神，让我由衷的敬佩这位演员的功力。另外他对待秘书这样的助理人员又是和善宽容的，他与爱娃的爱情也是真挚的，显示出了一个真实人物的立体感。这些细节显然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秘书回忆录的贡献。
3个小时的时长，大部分场景都在底下碉堡中。可能会让人感到一些漫长和沉闷，但这正是强烈的纪实风格所需要的。Bruno Ganz出色的撑起了全片的主架，同样出彩的还有周围的几个人物，以爱娃与戈培尔一家最为突出。爱娃知道自己是来和希特勒共赴黄泉的，但她并不后悔，对轰炸置若罔闻，主持着一个个舞会和晚餐，坚强的用乐观的姿态活跃了这最后的12天的地堡内沮丧绝望的氛围。她和希特勒在临终前办的婚礼也是令人叹息，主持婚礼的牧师甚至要查看元首的身份证这样的细节再次印证了本片强烈的纪实性。以撰写回忆录的秘书的视角来看，爱娃是一个积极热情，和善温柔的人，自己慷慨赴死，同时又希望其他人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戈培尔一家是希特勒之外的另一个重心。戈培尔的演员貌如鹰隼，比我以往见到的所有戈培尔都要阴森恐怖。仅仅靠气息就已经锁定了纳粹宣传部长的不二人选。作为纳粹罪行的第二责任人，他冷酷无情的组织未成年的少年冲锋队去抵挡苏军的坦克，还发表了这样的结论：“我们从来没有强迫人民，是他们选择了我们。现在，该是他们为自己的选择献身的时候了。” 这句话不得不令人深思，战争责任是否就应该全推在希特勒和戈培尔身上？
戈培尔夫人是一个气质高雅的狂热分子，在最后的几天她带着6个孩子住进了地堡。影片着重渲染了这天使般的6个小孩子，然后在最后一刻，戈培尔夫人坚决的毒死了自己的所有孩子，再与丈夫一起自杀。理由是：不能让孩子生活在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天空下。
除此之外《帝国的毁灭》还描绘了一系列外围人物，如爱娃的妹夫，鼓噪逃跑的Hermann Fegelein，纳粹德国的经济领导人Albert Speer，希特勒高大的私人警卫员Otto Günsche，坚持冲锋到最后一刻的党卫军Wilhelm Mohnke，柏林守备总司令Helmuth Weidling等等，当然也少不了希姆莱、戈林、凯特尔等人。其中军医Ernst-Günther Schenck是作为发生在碉堡之外的所有剧情的线索人物存在的。柏林已成为人间地狱，他目睹宪兵队肆意以“不抵抗苏军的逃兵”名义处决平民，也目睹了一些甘愿为第三帝国陪葬的狂热年轻人。
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有《帝国的毁灭》中唯一的非真实人物，12岁的“希特勒敢死队”队员Peter Kranz。本片对他施以浓墨重彩，描述了他从一个被洗脑的无所畏惧的小敢死队，甚至因为摧毁了苏军坦克而被希特勒授勋，直到珍视生命勇敢生存的转变过程。影片最末的场景也是他和线索人物秘书Traudl Junge骑着自行车，迎着初升的阳光，脱离了重重包围。
事实上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那便是下面这张真实的历史照片，左侧的希特勒在1945年的柏林为据称是最年轻的铁十字勋章获得者，12岁的Alfred Czech授勋。然而真实的历史毕竟不会像电影中结局那般美好，我们无从知道这个孩子的命运，很可能他没能在战争中幸存。不禁再次扼腕。
在影片的最末，白发苍苍的Traudl Junge在采访中说道：“当我在纽伦堡审判知道有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这一最震撼我的事实，但我看不出与我的过去有任何关联。我没有罪，也不知道那些事。直到有一天我经过树立的索菲萧尔纪念碑，看到她是和我同年出生，在我开始当希特勒秘书那年，她被处决了。这时我才发现，年轻并不是借口。”
9分。
